法律史論文范文第1篇
籍貫為浙江溫州，然無經(jīng)商潛質(zhì)，只有讀書心性。2010年獲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現(xiàn)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法律史、法律社會學和法學學術史，倡導跨學科研究風格。
發(fā)表有中英文學術論文30余篇，出版有專著《法律知識的文字傳播：明清日用類書與社會日常生活》，以及《司法、政治與社會：中國大陸的經(jīng)驗研究》《從訴訟檔案出發(fā)：中國的法律、社會與文化》《百年回眸：法律史研究在中國（當代臺港卷）》等多部編著。
好書推薦
《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美]黃宗智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殺千刀：中西視野下的凌遲處死》，[加]卜正民、[法]鞏濤、[加]布魯著，張光潤等譯，商務印書館，2013。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美]孔飛力著，陳兼、劉昶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
《權利與冤抑：寺田浩明中國法史論集》，[日]寺田浩明著，王亞新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
《社會權力與法律文化：晚期的訟師》，[美]梅利莎·麥柯麗著，明輝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制度移植：民初上海的中國律師（1912—1937）》，孫慧敏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鄉(xiāng)村江湖：兩湖平原“混混”研究（1980—2008）》，陳柏峰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
《劍橋簡明金庸武俠史》，新垣平著，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
《中國訴訟社會史の研究》，夫馬進編，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1。
Legal Orientalis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dern Law， Teemu Ruskol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本期組稿
章永樂：《后知后覺者中的先醒者——評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
支振鋒：《法治轉(zhuǎn)型與國家能力》
侯猛：《法律職業(yè)與國家建設》
歐樹軍：《監(jiān)控與治理：國家認證能力辯正》
法律史論文范文第2篇
文圣：孔丘，字仲尼，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說的創(chuàng)始人。
史圣：司馬遷，字子長，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的作者。
詩圣：杜甫，字子美，唐代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著有《杜工部集》。
醫(yī)圣：張仲景，東漢著名的醫(yī)學家，所著《傷寒雜病論》和《金匱要略》兩書，對我國醫(yī)學發(fā)展影響很大。
武圣：關羽，字云長，東漢末期蜀國大將，重義氣，精武藝，也稱“關圣”、“關帝”。
書圣：王羲之，字逸少，東晉時期著名書法家。
草圣：張旭，唐朝書法家，擅長草書，當時其草書與“李白詩歌”、“裴文劍舞”并稱“三絕”。
畫圣：吳道子，唐朝著名畫家，擅畫人物，有“吳帶當風”之美譽。
茶圣：陸羽，唐朝人，以嗜茶著名，著有《茶經(jīng)》三卷。
古人為何把居喪守制稱考“丁憂”?
“丁憂”最早見于《宋史·禮志》：“咸平元年，詔任三司、館閣職事者丁憂，并令持服?！蹦敲矗湃藶槭裁窗丫訂适刂品Q為“丁憂”呢?究竟什么是“丁”?什么是“憂”呢?《爾雅·釋詁》中說：“丁，當也。”是遭逢、遇到的意思?！渡袝ふf命上》有：“憂，居喪也?！彼?，古代的“丁憂”，就是遭逢居喪的意思。父母去世，“遭逢居喪”時，兒女們會憂傷，會居喪，會遵循一定的民俗和規(guī)定“守制”，這顯然比單純“人丁憂傷”包含的內(nèi)容要廣泛得多?！岸n”期限三年，其間要吃、住、睡在父母墳前，不喝酒、不洗澡、不剃頭、不更衣，并停止一切娛樂活動。“丁憂”作為一種文化習俗，在中國存在和沿襲了數(shù)千年。到了現(xiàn)代社會，“丁憂”的繁雜形式已經(jīng)不能適應飛速發(fā)展和高度文明的現(xiàn)代社會，只是作為—種古代文明，一種道德符號，永久地留在史冊中。
梁山好漢為何總吃牛肉?
《水滸傳》中，梁山好漢吃肉幾乎只吃牛肉，整部書中指明是牛肉的就有48處，而明朝的其他小說中，寫到吃牛肉的卻極少。如，《金瓶梅》全書具體描寫吃食種類有41處，但其中只有一處指明為牛肉?！缎咽酪鼍墏鳌返某允趁鑼懼袆t沒有一處指明為牛肉。這是為何?原來按照明朝的法律，屠宰耕牛是犯罪行為?！端疂G傳》作為歷史上唯——部正面描寫“反賊”的小說，作者有意描寫吃牛肉，以此來烘托和渲染梁山好漢公然藐視法律、“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氣概。
古體議論文的分類
古體議論文根據(jù)論述方式、論述內(nèi)容或適用場合的不同，分為許多種，常用的有“論”、“說”、“辯”、“原”、“議”、“贊”、“諫”等。
論，析理推論的議論文體，如，《六國論》、《過秦論》。徐師曾的《文體明辨》把論分為理論、政論、經(jīng)論、史論、文論、諷論、寓論和設論八種。
說，用記敘、議論或說明等方式闡述事理的文體。如，《師說》、《馬說》、《內(nèi)儲說》。與“論”相比，“說”更重旨趣，以托物寓意的方式來解述。古人常將“論”、“說”兩體并稱，后世的論說文由此得名。
辯，明辨是非的議論文體，盛行于唐、宋以后，如，《諱辯》、《桐葉封弟辯》
原，推原事物本源或本義的文體。唐代韓愈作“五原”，即《原道》、《原性》、《原毀》、《原人》、《原鬼》，后人效仿者頗多，于是“原”體也成了一種受人重視的文體。
議，凡議政論事的文辭皆稱為“議”，如，《駁舉樂議》、《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贊，本用于贊美，后來也用于評述，常以一種押韻的四言句寫成，也有用散體寫的贊文，篇幅都比較短小。如，《項羽本紀贊》《書贊》、《晉諸公贊》。贊分雜贊、哀贊、史贊三類。雜贊專用于褒人物、文章或書畫；哀贊專用于哀人之歿而贊揚其德操；史贊則詞兼褒貶，用于對歷史人物的品評。
法律史論文范文第3篇
一、中國侵權法史論文類研究總述
在中國法律史學的研究中，特別是民商法史等領域的研究中，一直存在著一個難以避免的問題--如何將現(xiàn)代的法律體系與傳統(tǒng)的法律內(nèi)容相結(jié)合。這個問題產(chǎn)生的根源是中國法律史學作為一門法學之下的次級學科，是在西風東漸之后產(chǎn)生的，中國傳統(tǒng)學術中并無相應的學科存在，因而存在著研究方法、研究術語等等方面的隔閡。另外，從研究對象上來說，中國古代的法律與西方的法律存在著很大的差/:請記住我站域名/別，套用西方的法律體系來研究中國古代的法律，雖然為傳統(tǒng)的作為史學的次級學科的法律史學帶來了新生，但是兩者之間必然存在一些不協(xié)調(diào)之處，在走向世界的同時，也削弱了民族文化的傳統(tǒng)與特性。同時，由于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時間跨度極長，社會發(fā)展情況不論是時間上還是空間上都十分復雜，可供研究的資料或殘缺稀少，或浩如煙海，且多數(shù)都存在著一定的語言障礙，這些問題都為研究增加了難度。
可喜的是，在近二十年的侵權法史的論文類研究成果中，處處可以看到學者們?yōu)榱私鉀Q這些問題的嘗試與努力。這主要表現(xiàn)在對中國古代文獻的深入解讀和研究對象的細化方面。經(jīng)過眾多學者的不懈努力，中國侵權法史的研究已經(jīng)漸成體系，并形成了具有中國法史學研究特色的一套初步的研究方法。即在現(xiàn)代西方的侵權行為法體系結(jié)構(gòu)之下，發(fā)揮中國傳統(tǒng)史學分析解讀史料這一研究特長，通過對史料內(nèi)容的現(xiàn)代解讀描述中國古代侵權法的面貌，并說明其現(xiàn)代意義。在這一整體方法之下，按其具體研究對象的不同，又分為通史研究、斷代研究、比較研究和專題研究四大類。下文就將按照這種研究方法的劃分，介紹侵權法史論文類研究的具體成果，希望讀者可以從中了解到中國侵權法史研究一個方面的現(xiàn)狀，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
二、中國侵權法史論文類研究分述
1、通史研究
中國古代目前來看缺乏經(jīng)過統(tǒng)一匯編的民法典，與民法相關的各種法律規(guī)定散見在各種史料之中，給研究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難度。并且，中國傳統(tǒng)社會時間長，情況復雜，又使研究的困難大大增加。但是，這并不說明中國古代的民法研究，特別是部門法通史研究是無章可循的。如果在種種史料中耐心的梳理總結(jié)，并結(jié)合現(xiàn)代的法律理論加以分析，較為清晰的展現(xiàn)中國古代某一部門法的歷史發(fā)展過程及其構(gòu)成要件還是可能的。在侵權法通史研究方面，陳濤、高在敏的《中國古代侵權法例論要》便是一個代表。文中首先追述了中國古代侵權法的歷史發(fā)展，指出其淵源是“原始氏族社會的同態(tài)復仇習俗”;至周代已經(jīng)有因侵權行為而引起損害賠償?shù)膶嵗?唐代侵權行為法例有了重大發(fā)展，之后的歷展則極為有限;直至近代，才出現(xiàn)了完全意義上的侵權行為法。其后，作者用很大的篇幅，從侵權行為的構(gòu)成要素、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民事責任的免除三個方面，詳細說明了中國古代法例中規(guī)定的侵權行為及其民事責任，特別是對后兩個方面的具體表現(xiàn)列舉的十分詳盡，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作者結(jié)合現(xiàn)代法學理論體系，充分運用已知史料的研究特點。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總結(jié)了中國古代侵權法例的特點與局限，特別說明了中國古代侵權法例中具有重視習慣和禮制，重視調(diào)解但禁止私和，根據(jù)侵害對象不同而責任不同的特點;并指出了中國古代侵權法例是在“自然經(jīng)濟基礎、倫理道德中心文化與專制集權政治、公法本位法律支配”的環(huán)境中形成的。[1]
2、斷代研究
長久以來，為了解決通史研究難以顧及發(fā)展細節(jié)的缺陷，眾多的學者開始了對斷代史的研究，希望通過對某一特定時期歷史的研究，不斷發(fā)掘、補充歷史的細節(jié)，從而使學科的內(nèi)容更加生動、豐滿。同時，由于研究對象進一步特定化，也便于收集更加具體詳實的史料，充分發(fā)揮作為中國傳統(tǒng)學科史學的特長，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大大提升。這一點在中國古代民法的研究中體現(xiàn)得更為突出。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民法史料散見于各種古籍之中，其整理、總結(jié)的工作量很大，若是進行通史研究，研究者的能力往往很難滿足其需要;而斷代研究因為史料的局限性較大，便于研究者對其精心研讀，從而得出內(nèi)容詳盡的研究成果。正因如此，作為民法部門法的侵權法，其斷代史研究成果頗豐。
田振洪《秦漢時期的侵權行為民事法律責任論析》，根據(jù)已出土的秦漢簡牘文書中的法律史料，指出在這一時期，最高統(tǒng)治者在所制定的法律中已有初步的侵權行為法律規(guī)范，且其中不乏科學、先進的成分。文中具體說明了當時侵權民事責任的構(gòu)成，提出了當時已經(jīng)有抗辯事由的規(guī)定;區(qū)別總結(jié)了對于財產(chǎn)權和人身權侵害不同的責任承擔方式;在文章的結(jié)尾總結(jié)了秦漢侵權責任承擔的特點是以刑事附帶民事責任為主，民事責任以賠償損失為主要方式，重視針對官有財產(chǎn)的損害賠償。[2]
徐靜莉《試論唐代的侵權民事責任--以唐律動物致害責任為典型》，運用現(xiàn)代侵權法理論為分析工具，對《唐律疏議》中關于動物致害責任的規(guī)定進行解析，說明了唐代動物致害責任是“凡官私飼養(yǎng)之動物因動物的獨立動作而致人人身、財產(chǎn)受到損害時，動物的飼養(yǎng)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責任;由于受害人的過錯造成損害的，動物的飼養(yǎng)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擔責任”，同時說明了其作為侵權民事責任的構(gòu)成、免責及賠償范圍。但是文章并沒有僅限于此，而是以此為例，在其基礎上進一步總結(jié)了唐律中的侵權民事責任賠償制度的整體特點：一是以刑事處罰為主，同時附加民事賠償;二是將民事賠償作為刑事制裁的附加物。[3]
張文勇《宋代的侵權行為法律責任及其對當代立法的啟示》一文中，用幾乎全部的篇幅，詳細說明了宋代侵權行為法律責任上采取的多種責任方式，主要有監(jiān)還、備償、排除妨礙與恢復原狀、賠禮道歉四種，并說明這樣的多種責任方式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有利于充分保護受害人的權利，并適應社會發(fā)展的要求。[4]
中國至明清時期，商品經(jīng)濟活躍，民間貿(mào)易往來頻繁，民事法律關系大量存在，因而侵權行為得到重視，律例中有比較詳細的規(guī)定，散見于各具體的法律條文中。孫季萍《明清侵權行為的民事法律責任
問題》一文，就對這些散見的條文內(nèi)容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梳理。該文較為突出的內(nèi)容一是區(qū)分說明了幾種共同致害中責任承擔的不同方式，二是總結(jié)了民事法律責任的特點：不僅僅以實際損害程度為依據(jù)，并說明了參考的標準;以罰代償;司法實踐中禮法結(jié)合調(diào)解解決民事糾紛，同時簡要分析了其原因和影響。[5]
隨著學術思想解放的不斷深入，特別是近年來對近代歷史的重新認識，近代法律史在研究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已經(jīng)成為重要的新興研究熱點。究其原因，有兩點最為重要：首先，近代與當代聯(lián)系最為緊密，對于近代的研究對當代的借鑒意義更大;其次，近代以來，中國的出版業(yè)蓬勃發(fā)展，留下了大量的一手史料，且由于時間間隔不大，其語言文字亦通俗易懂，幾乎不存在語言障礙。因此在近二十年的研究成果中，近代法律史的研究成果占了很大比重。在侵權法方面，有蔡曉榮的《文本嬗遞與“法意”薪傳：中國近代侵權行為立法的一般脈絡》和楊立新的《中國侵權行為法的百年歷史及其在新世紀的發(fā)展》兩篇論文。前者內(nèi)容上看似是立法的比較研究，但是細讀便不難發(fā)現(xiàn)，其實質(zhì)的要通過中西法典的比較，說明清末與民國時期的兩個民律草案和一部民法典這些重要的侵權行為法形式載體內(nèi)容的淵源及其相互間的繼受關系。文中指出，《大清民律草案》以德日等國民法為藍本，將侵權行為的相關內(nèi)容，作為債之發(fā)生原因的一種涵納于債權編之中。而《民國民律草案》又是在《大清民律草案》的基礎上刪修而成，《中華民國民法》亦是以《民國民律草案》為基礎，參酌德、瑞、日等國民法損益而成。[6]后者內(nèi)容極其豐富，不僅僅追述了清代末期的古代侵權行為法和近代法時期的近代侵權行為法，還通過對現(xiàn)行法律的深入研究總結(jié)，介紹了20世紀后50年的中國現(xiàn)代侵權行為法的發(fā)展演變歷程。該論文最有特色和價值之處在于，由于作者有長期的法律實務經(jīng)驗且理論基礎扎實，在總結(jié)研究的基礎上展望了新時期立法的發(fā)展方向，并提出了切實可行的發(fā)展建議。[7]
3、比較研究
由于中國法律自身的特殊性及近代以來西法東漸的影響，中國的比較法學一直受到較多的重視。目前來看，比較研究主要有兩種：一是分別選取時期較為相應的中西方法律，將兩者進行比較并說明其成因;二是比較兩者的發(fā)展歷程，從中得出可供借鑒的內(nèi)容。在侵權法史研究方面，張文勇的《侵權行為縱橫談--中國古代法與羅馬法之比較》屬于前者，文中在比較古代中國與古羅馬侵權行為法的歷史發(fā)展基礎上，從侵害財產(chǎn)與侵害人身兩方面比較古中國和古羅馬侵權行為法的差異，指出這種差異存在的原因是古中國和古羅馬侵權行為法指導思想原則及實現(xiàn)目標的途徑不同，根源在于兩者由于社會歷史原因而產(chǎn)生的強化還是弱化權利和個人價值的法律觀念上，并說明了其對今天法制建設的借鑒意義。[8]
梁利、駱元卡的《中美侵權行為法歷史發(fā)展比較和評析》則屬于后者，分別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追述了中國和美國侵權行為法發(fā)展的歷程之后，從法源、歸責原則、侵權行為的內(nèi)容和損害賠償四方面總結(jié)了兩者發(fā)展過程中的異同之處，并分別說明兩者各自的優(yōu)缺點。文章的目的在于指出我國侵權行為法發(fā)展中的不足之處，說明我國應當借鑒美國侵權行為法中的合理成分。[9]
4、專題研究
在中國古代侵權法史的研究中，近二十年來出現(xiàn)了一種較為突出的研究方式，即專題研究。隨著民族政策的不斷落實，學術思想解放的不斷深入及國內(nèi)外相關學科發(fā)展的影響，這種研究往往與少數(shù)民族侵權法史研究相結(jié)合。由于目前中國一些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民族習慣法的影響仍然不可小視，這種研究有著很強的現(xiàn)實指導意義，并在一些特定的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其中對少數(shù)民族侵權法通史的研究有代表性的為明輝的《游牧部落習俗對正統(tǒng)律典制度之沖擊與融合--從古代損害賠償制度之建構(gòu)透視中國法律文化傳統(tǒng)》，該文從“埋葬銀”這一制度的產(chǎn)生時間及其原因入手，說明了“游牧部落習俗在對律典制度產(chǎn)生巨大沖擊的同時，也不斷的與之相互滲透與融合，從而不僅在制度層面參與了中華法系之建構(gòu)，而且對形塑中國法律文化傳統(tǒng)與法律精神，具有不應被忽視的且值得思考的作用與意義”這一命題。文章作者根據(jù)對大量史料與法典內(nèi)容的詳細比對考證，指出“埋葬銀”應當屬于國家法律規(guī)定的由致害人支付給受害人及其家屬的損害賠償，至少具有懲罰、賠償與撫慰的多元化制度功用。[10]由于作者對制度的詳細考證及法律文化傳統(tǒng)的深入探析，本文可以說是近年來對于這一領域研究的論文類學術成果中的佼佼者。
燒埋銀是元代首創(chuàng)的頗有特色的中國古代侵權賠償制度。張群對此了比較全面的研究，系統(tǒng)考察了燒埋銀的起源(認為是蒙古人早期命價銀的習慣法，并非學界普遍認為的燒飯)、在元明清三朝的演變、實施及對近代侵權法制的影響。張文特別指出，元代的燒埋銀不僅是對犯罪分子的附加刑罰，更是對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的損害賠償。這是我們考察燒埋銀的時候首先需要注意的地方，也是其研究的重要性所在。因為從燒埋銀的名稱看，很容易讓人誤以為僅僅是賠償喪葬費。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簡單。首先，征收燒埋銀的充分必要條件是被害人的生命權遭到了侵害。其征收與否跟殺人是故意還是過失、刑罰是輕還是重，均沒有關系。只要侵害了被害人的生命權，就征收燒埋銀。反之，如果殺人未遂，或者并非對生命的非法剝奪，殺死的是“應捕殺惡逆之人”，則不征燒埋銀。其次，元朝的燒埋銀脫胎自命價銀，它的數(shù)量是比照命價銀(也就是人命的價格)的標準來確定的。反映在數(shù)量上，元朝起初規(guī)定“燒埋銀五十兩”，就頗為沉重。這甚至造成了實施上的困難。明朝定為十兩，雖然遠少于元朝的五十兩。但根據(jù)當時的物價，十兩的數(shù)額，安葬死者足夠敷用。這些都說明：賠償燒埋銀的用意絕非限于支付燒埋費用，而是有很重的人命賠償和安慰苦主的因素。當然，也含有對殺人者加重懲罰的意思，但前者應該是主要用意所在。因此，在燒埋銀制度下，苦主不必以放棄復仇或訴訟為交換條件，即可得到適當?shù)难a償，以彌補其因為親人死亡而遭受的物質(zhì)損失。這對苦主來說是很大的安慰。相比命價銀、私和銀、還有贖罪銀，其進步性是很明顯的。即使與現(xiàn)代民法“侵害生命權之損害賠償”的規(guī)定相比，燒埋銀也不為遜色。事實上，燒埋銀制度對近代以來的法制和社會仍舊有一定的影響。所以，對燒埋銀制度的研究，不僅便于我們把握元、明、清時期人命賠償法制的特點，對我們考察整個中國古代人命賠償法制的特點，以及當代有關法制的特點也有窺一斑而見全豹的作用。[11]
另一較為集中的研究專題為存在于藏族習慣中的“賠命價”制度，由于其至今仍然存在且影響較大，因而對其的研究成果不僅僅限于法律史學中的制度考證恢復，更有眾多具有地方實務經(jīng)驗的學者結(jié)合今日的司法實踐對其進行評析論證。因為這一制度至今猶存，且藏族是較早具有文字記載史料的少數(shù)民族之一，文化傳統(tǒng)未出現(xiàn)過完全的中斷、變革，所以經(jīng)過眾多學者的共同努力，這一制度的歷史脈絡已經(jīng)漸漸清晰。目前學界公認為是以高原特殊的自然條件和生產(chǎn)方式為基礎的，受到藏傳佛教思想和封建領主頭人制度影響的，作為民族習慣存在的一種特殊的損害賠償制度。它在建國后的一段時期內(nèi)被作為落后風俗，全面的打擊壓制，隨著民族政策的恢復落實，又重新萌芽興盛，在其盛行區(qū)域內(nèi)社會影響很大。傳統(tǒng)學界對此的定位一直是一種落后的，擾亂正常司法秩序的，應當予以取締的風俗習慣。代表性的論文類學術成果有吳劍平的《對藏族地區(qū)“賠命價”案件的認識和處理》;[12]徐澄清的《關于“賠命價”“賠血價”問題的法律思考和立法建議》;[13]張群、張松《中國少數(shù)民族的“賠命價”習慣法》;[14]南杰·隆英強、孟繁智的《藏族習慣法如何適應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思考--從藏族習慣法中的“賠命價”“賠血價”談起》;[15]曹萬順的《藏族習慣法中的賠命價芻議》[16]等等。但是今年來隨著思想解放的深入，民族傳統(tǒng)在法律活動和研究方面的地位不斷提高，民間法作為一個新興學科蓬勃發(fā)展及刑事中恢復性司法理念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可，個別學者對這一制度開始重新認識和評價。其中較為典型的有藏族學者淡樂蓉的《藏族“賠命價”習慣法與日耳曼民族“贖罪金”制度的比較研究》[17]和《藏族“賠命價”與國家法的漏洞補充問題》;[18]曹廷生的
《恢復性司法視角下的賠命價--以民間法為研究立場》;[19]尚海濤的《會通賠命價制度與恢復性司法之可能性》。[20]筆者認為，對于這一類型的制度，不能將其與國外的或現(xiàn)當代的某些司法制度進行機械的比較或照搬定性。因為這一制度同許多中國民間自發(fā)形成的傳統(tǒng)制度相同，有其存在發(fā)展的必然性，其內(nèi)容有落后愚昧的一方面，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客觀的維護了特定地區(qū)的社會秩序，并為特定的群體所認可。正確的做法是，結(jié)合國內(nèi)外現(xiàn)代的法治理念，充分發(fā)掘其合理性的因素，并予以適當保留;在運行過程中，充分調(diào)動多種社會力量，特別是宗教力量，在保障法律權威的前提下，按照其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使之逐步的融合、消亡。這一方面符合了以消解矛盾為最終目的的當代司法理念，另一方面，也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
三、中國侵權法史論文類研究目前存在的不足
1、關注重點以以漢族為主體的傳統(tǒng)社會為主，缺乏對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侵權法史的關注
在中國歷史上，少數(shù)民族社會一直與以漢族為主體的傳統(tǒng)社會共生共存，并共同締造了中華法系，可以說，少數(shù)民族法是中華法系的一個多姿多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縱觀侵權法史類論文的研究成果，對少數(shù)民族獨具特色的侵權法史進行關注的學者數(shù)量仍然較為有限，研究的領域也集中于蒙、藏等少數(shù)民族的特定習慣法。這一缺陷的產(chǎn)生有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較為重要的有兩點：一是語言文字的障礙，一些少數(shù)民族有其獨特的語言文字，雖然至今仍然使用，但應用者數(shù)量有限，難以為學術界廣泛了解;另外，隨著中國歷史的發(fā)展，特別是民族融合和戰(zhàn)亂的影響，許多在歷史上繁盛一時的少數(shù)民族語言已經(jīng)成為了死亡語言，釋讀尚有困難，且由于歷史原因，這些本已十分稀少的史料又分散于海內(nèi)外各處，難以統(tǒng)一整理研究。二是許多少數(shù)民族的法律未形成成文的法典，而是作為民族習慣、民族禁忌等等非成文法形式使用，且具有嚴格的屬地性和屬人性，紛繁復雜，難以整理總結(jié);并且這些少數(shù)民族習慣法生存的地域往往十分偏僻，交通不便，更為深入研究增加了困難。在民族法史、侵權法史研究都不斷發(fā)展深入的今天，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
2、在史料來源方面相對單一，缺乏對非官方史料的足夠關注
注意一下侵權法史類論文中史料的來源便可發(fā)現(xiàn)，其中主要是歷代的法典、法令及出土的史料中的法律部分，但是中國古代的法律對于包括侵權法在內(nèi)的民法一直是將其視為“細故”，而規(guī)定較少。大量的相關民事規(guī)則存在于民間的風俗、習慣之中，雖不為官修正史所記載，但是在地方史料、民間史料中往往得以保存。近年來，隨著對古代法律的社會作用研究的關注及史料整理工作不斷進行，有大量的地方檔案和民間規(guī)則史料得以面世，較有代表性的地方檔案史料有臺灣地區(qū)的“淡(水)新(竹)檔案”，大陸的寶坻檔案、黃巖檔案及四川部分地區(qū)的檔案史料;民間規(guī)則史料有徽州的文書史料;以天津、蘇州為代表的行會史料;以山西為代表的碑刻史料等。然而目前學界對其中侵權法史相關的史料研究成果卻寥若晨星，亟待擴展。
【注釋】
[1]陳濤、高在敏：《中國古代侵權法例論要》，《法學研究》1995年第2期。
[2]田振洪：《秦漢時期的侵權行為民事法律責任論析》，《河南司法警官職業(yè)學院學報》2007年3月。
[3]徐靜莉：《試論唐代的侵權民事責任--以唐律動物致害責任為典型》，《中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第22卷。
[4]張文勇：《宋代的侵權行為法律責任及其對當代立法的啟示》，《長春工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5月。
[5]孫季萍：《明清侵權行為的民事法律責任問題》，《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2期。
[6]蔡曉榮：《文本嬗遞與“法意”薪傳：中國近代侵權行為立法的一般脈絡》，《政法論壇》2009年11月。
[7]楊立新：《中國侵權行為法的百年歷史及其在新世紀的發(fā)展》，《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1年2月。
[8]張文勇：《侵權行為縱橫談--中國古代法與羅馬法之比較》，《湖州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8月。
[9]梁利、駱元卡：《中美侵權行為法歷史發(fā)展比較和評析》，《南寧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00年第3期。
[10]明輝：《游牧部落習俗對正統(tǒng)律典制度之沖擊與融合--從古代損害賠償制度之建構(gòu)透視中國法律文化傳統(tǒng)》，《政法論壇》2010年1月。
[11]分別參見張群：《元朝燒埋銀初探》，《內(nèi)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6期;《“人命至重”的法度：燒埋銀》，《讀書》2003年第2期;《燒埋銀與中國古代生命權侵害賠償制度》，《中西法律傳統(tǒng)》第4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2]《法律科學》1992年第4期。
[13]《人大研究》1999年第8期。
[14]《法律史論集》(第6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15]《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3月。
[16]《遼寧警專學報》2008年1月。
[17]《中國藏學》2010年第1期。
[18]《中國藏學》2008年第3期。
[19]《湖南公安高等?？茖W校學報》2008年4月。
法律史論文范文第4篇
一
2004年出版的約60部著作中，約17．9％為研究專著，約l6．1％為論文集(包括個人論文集、學術會議論文集和以書代刊者)，約33．9％為考古文物類著作，約12．5％為整理的歷史文獻，約19．6％為人物傳記。
三聯(lián)書店推出的錢穆作品系列之《秦漢史》，雖為錢氏舊作，但其對秦漢史的總體把握及對眾多問題的獨到見解，迄今仍不失其學術指導意義。田余慶《秦漢魏晉史探微(修訂本)》(中華書局)、高敏《秦漢魏晉南北朝史論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是兩部貫通秦漢魏晉的專題研究論著，凝聚著兩位前輩學者的真知灼見，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劉樂賢《馬王堆天文書考釋》(中山大學出版社)、吉仕梅《秦漢簡帛語言研究》(巴蜀書社)是兩部學術特色突出的簡帛研究專著。中國漢畫學會、北京大學漢畫研究所編輯的《中國漢畫研究(第一卷)》(廣西師大出版社)、張從軍《黃河下游的漢畫像石藝術》(齊魯書社)、黃雅峰《南陽漢畫像磚石的視覺造型》(河南美術出版社)，從不同的角度研究漢畫、總結(jié)漢畫，頗具參考價值。黃懷信主編的《大戴禮記匯校集注》(三秦出版社)，匯集有關《大戴禮記》的校、注于一冊，并參以己見，多便讀者。華文出版社出版的《史記研究集成》叢書，推出有關《史記》與司馬遷的專書多種，對推動和深化《史記》、司馬遷研究，具有積極作用。
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編的《秦漢史論叢》第九輯(三秦出版社)，收錄秦漢史論文42篇，集中反映了參加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第九屆年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的中外學者所提交的研究成果。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編的《秦文化論叢》第十一輯(三秦出版社)，收錄有關秦史、秦文化和以秦陵、秦兵馬俑為主的秦文物考古及評述論文40篇，集中反映了近期秦歷史文化與秦考古文物研究的最新成果。
在眾多的以書代刊的書籍型刊物中，以下的幾種是發(fā)表秦漢史文章較為集中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二集(商務印書館)，刊發(fā)秦漢史的論文4篇；黃留珠、魏全瑞主編的《周秦漢唐文化研究》第三輯(三秦出版社)，刊載秦漢史論文5篇；《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十一輯(三秦出版社)，刊出秦漢歷史考古論文7篇。
本年度出版的著作中，張金光的《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值得特別介紹一下。該著91萬字，共計12章，系作者20余年來研究秦制度文化的結(jié)晶，分別對秦的土地制度、為田制度、阡陌封疆制度、租賦徭役制度、官社經(jīng)濟體制、家庭制度、刑徒制度、居貲贖債制度、鄉(xiāng)官制度、學吏制度、爵制、戶籍制度等做了全面、系統(tǒng)的研究。全書的核心觀點認為，秦社會經(jīng)濟制度的支配形態(tài)，是在土地國有制基礎上通過國家份地授田制，建立起強制性的份地農(nóng)分耕定產(chǎn)承包制——一種政社合一的官社或公社經(jīng)濟體制；其政治經(jīng)濟關系是在國家與社會、政府與民之間發(fā)生的統(tǒng)治、剝削關系，所謂階級關系也都表現(xiàn)在官民對立之中。在此基礎上，作者對秦制所做的分析，自成一家之言。其見解精辟，認識深刻，是本年度最具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之一。
二
2004年發(fā)表的約600篇左右的論文中，社會政治及綜合類文章約占34．3％，經(jīng)濟類文章約占8．4％，文化類文章約占13．5％，簡牘類文章約占9．2％，而文物考古類文章約占34．6％，是文章數(shù)量最多的一類。如果把簡牘也并入此類，其比例則高達43％以上，這突出反映了秦漢史研究越來越倚重考古新資料的發(fā)展趨勢。
社會政治及綜合類文章之中，職官、爵制的研究，雖然是老課題，但在精細化方面卻有新進步。如沈剛《漢代廷尉考》(《史學集刊》第1期)厘析漢代掌管刑獄的最高職官廷尉的主要職掌，分為三類：1．“決獄，包括行政和軍政系統(tǒng)中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宗室犯罪，及謀反等重罪”；2．“部分法令的制定”；3．“決天下疑獄”。他指出，“在皇權至上的政治格局下，廷尉的權力受虱其他職官的制衡。作為司法官吏，廷尉需要具備一定的專業(yè)法律素質(zhì)，西漢武帝之后，這一職官也要有相應的經(jīng)學修養(yǎng)，這同漢代政治文化背景的變遷有密切關系”。另外，對廷尉的眾多僚屬，文中也做了相當細致的考證。孟憲實《西漢戊己校尉新論》(《廣東社會科學》1期)利用新出的漢簡資料，對原先爭議頗多的戊己校尉問題，提出了若干新論點。指出“戊己校尉是西漢在車師王國設置的屯田軍隊，它的存在是漢朝經(jīng)營西域政策的一部分，并為漢朝在西域的威功做出了巨大貢獻”。認為“戊、己校尉在西漢以分置為主，戊己校尉的屯駐地主要是車師，己校尉只有過短期調(diào)離；戊己校尉的隸屬關系是中央北軍而不是敦煌郡”。朱紹侯《商鞅變法與秦國早期軍功爵制》(《零陵學院學報》5期)十分細致地論證了商鞅所建立的秦國早期軍功爵制與秦漢二十級軍功爵制的五點不同：“一、一級以下還有三級；二、二級以上至大良造只有十六級；三、有爵者有乞庶子的權利；四、不受限制的逐級晉升爵位和受賜田宅；五、低級爵位有樹墓權”。指出秦國早期軍功爵制“比較重視低級爵位的利益，高爵與低爵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低爵也享有很多權利，而秦漢二十級軍功爵制，高爵與低爵之間是不可逾越的，低爵僅成為榮譽頭銜，權利大大縮小”。
關于典制的研究，也出現(xiàn)了某些新變化。如孫家洲、王文濤《制度變革與漢武帝盛世的造就》(《河北學刊》4期)從變革的角度把制度與漢武盛世聯(lián)系起來考察，認為“漢初制度多疏闊，要求制度變革的呼吁雖殷，卻無法得以實施。直到漢武帝時期，才大刀闊斧地推行了制度變革。這是一個事功顯赫的時代，也是一個垂范立制的時代。在協(xié)調(diào)地方與中央的關系、解決皇權與相權矛盾、強化對官僚隊伍的管理、確立新的經(jīng)濟政策等重大領域，漢武帝固然采取過某些權宜性措施，但對制度的變革與創(chuàng)新顯然更為重視”。董平均《西漢諸侯“惟得衣食租稅”考疑》(《首都師范大學學報》4期)則對學術界頗多爭議的漢代景、武以后諸侯“惟得衣食租稅”所食究竟是“全租”還是“半稅”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諸侯的衣食租稅應為‘全租’，而非‘半稅’。田租、算賦為諸侯之公用，山川園池市井之稅作為諸侯的‘私奉養(yǎng)’并未完全取消。漢武帝為解決財政困難，推行鹽鐵專賣政策，逐步取消了諸侯經(jīng)營鹽鐵、鑄幣、酤酒的權利”。
關于政治文化的研究，胡守為《“舉謠言”與東漢吏政》(《中山大學學報》6期)堪稱一篇代表作。該文對東漢一代國君“仿效古代聽百姓的歌謠而知施政及地方官吏得失”的意圖與實踐，進行了極有見地的分析。以東漢的事例為證，闡明“此舉要收正面效果，必須使民能自由發(fā)表意見，以及君主不受干擾，確以民意為鑒，舍此徒具虛名而已”。
有關軍事思想的研究，黃今言《兩漢邊防戰(zhàn)略思想的發(fā)展及其主要特征》(《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期)，對兩漢邊防戰(zhàn)略思想的發(fā)展演變過程做了詳細的探討，認為“西漢前期，奉行‘黃老學說’，采用南撫北守、以防為主的戰(zhàn)略思想；自漢武帝起，‘尊儒’‘重法’，實行主力伐胡、開拓邊疆的戰(zhàn)略；東漢前期，在‘柔道’治國方針指導下，實行保境安民、俱存不擾的戰(zhàn)略思想，廢除更戍役制度，大力調(diào)整邊防力量；東漢中后期，公卿大臣‘多近儒’，實行‘恩信招降’、‘以夷制夷’的戰(zhàn)略思想，著力于組建與增設營兵，大量使用屬國兵等”。指出“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由于形勢不同，邊防戰(zhàn)略思想有別，戰(zhàn)略思想的文化特征和所產(chǎn)生的效果、影響也各有不同”。
有關民族問題的研究，葛亮《誰說王昭君嫁匈奴單于是“和親”?》(《河北學刊》5期)對長期流傳的王昭君嫁匈奴是“和親”說做了辨析。認為“在漢代，所謂的民族‘和親’是指有仇怨、相互戰(zhàn)爭的民族，彼此商定，捐棄仇怨，消彌戰(zhàn)爭，進而締結(jié)和平親近的民族關系”，因此在和平時期王昭君奉命出嫁匈奴單于并非“和親”，而在漢代的史籍中亦從未出現(xiàn)過“昭君和親說”，只是隨著“和親”詞義在北朝隋唐之際的衍增，民族“和親”與跨民族的“政治聯(lián)姻”混為一體，于是昭君出嫁就被唐代學者引申聯(lián)想為一次民族“和親”，從而世代流傳，遂成定論。作者指出，昭君和親說“既無助于闡明王昭君嫁呼邪韓單于的真正歷史意義，又會導致人們在釋讀漢代史料時思維混亂；研究漢代歷史，應該摒棄‘昭君和親說”’。賈叢江《關于西漢時期西域漢人的幾個問題》(《西域研究》4期)利用傳世文獻和出土漢簡，論述了西漢時期漢人進入西域的不同方式，并對西漢屯戍士卒的構(gòu)成，吏卒更代制度，漢人留居情況，以及西域漢人的郡望諸多問題，做了全面的探討。
經(jīng)濟類文章之中，關于土地、徭役制度的探討仍占較為重要的位置。朱紹侯《論漢代的名田(受田)制及其破壞》(《河南大學學報》1期)指出，“名田制是商鞅變法時建立的土地制度，并為漢代所繼承，但在史書和秦漢簡牘中，從未見過名田(受田)制的具體內(nèi)容。《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中保存有呂后二年頒布的以軍功高低及其他身份為依據(jù)的受田受宅的律文，才第一次知道高爵獲得者所得到的驚人受田數(shù)字，證實了漢初確實培植了一大批軍功地主。該律令還證實了名田制是一種有受無還的土地長期占有制。但漢政府為了確保稅收，對授出的土地建立了嚴格的管理制度，并能干預和調(diào)整土地的再分配。但隨著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土地長期占有逐漸轉(zhuǎn)化為私有，并導致漢武帝時期出現(xiàn)的漢代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名田制遭到徹底破壞，到東漢建國，名田制再也沒有恢復。歷史進入了豪強地主掌權時期?！睆埥鸸狻墩撉蒯嬉壑浦械膸讉€法定概念》(《山東大學學報》3期)一文認為，“秦的‘更’役與‘正’役，其內(nèi)容、性質(zhì)與起役之齡皆有別。凡單言‘更’或‘更’卒者，盡皆指為月更之役卒。一年一度的月更之役，稱為‘更’役，應‘更’役者，在習慣上可以稱為‘更’卒?！c‘正’卒之稱既有別而又相一。凡按律應從事軍戍之役者，則通稱為‘正’，此為著重就其在役之齡方面而言之；凡正在從事軍戍之現(xiàn)役者，則可通稱之為‘正卒’。此二義又實相聯(lián)為一事，只是其中言各有所側(cè)重而已。然‘更’卒與‘正’卒，并非兩類人之別，而是同一個人應為國家所盡的兩類不同性質(zhì)的徭役義務之不同?！?、‘正’起役年齡先后稍有所差。先為‘更’，待稍壯之后，即按法定年齡‘移為正’，并按編次從事正役。每一個男子一生，在法定役齡期限內(nèi)，既需為‘更’，又需為‘正’?！囊燮谝栽掠??！桓褪且辉碌臅r間。正役役期以歲計，所謂‘一歲屯戍，一歲力役’即是也。時間總為二年”。
生態(tài)史的研究，是近若干年來新興起的，發(fā)展勢頭很猛。陳業(yè)新《秦漢政府行為與生態(tài)》(《淮南師范學院學報》4期)對秦漢政府行為對生態(tài)的影響做了具體的分析，認為“中央及地方諸生態(tài)保護和管理職官的設置，為生態(tài)保護提供了有利的政府保障；刺激人口增長的政策雖使經(jīng)濟發(fā)展有了基本的人口數(shù)，但也對生態(tài)環(huán)境造成了較大壓力；移民、屯墾政策的推行，一方面發(fā)展了邊疆，另一方面卻嚴重地破壞了北方特別是黃河上中游地帶的生態(tài)，導致生態(tài)性災害的頻發(fā)；統(tǒng)治者興動土木工程之行為客觀上具有保護生態(tài)資源的積極作用”。王子今的系列論文——《南都賦自然生態(tài)史料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3期)，《兩漢“五陵原”的植被》(《咸陽師范學院學報》5期)，《漢代河西的“茭”——漢代植被史考察札記》(《甘肅社會科學》5期)，《漢代驛道虎災——兼質(zhì)疑幾種舊題“田獵”圖像的命名》(《中國歷史文物》6期)等，從史料學、植被史、動物史多種角度，深化了秦漢生態(tài)史研究。
文化類文章之中，有關禮制建筑和宗廟禮制的探討較引人注目。徐衛(wèi)民《秦都城中禮制建筑研究》(《人文雜志》1期)認為秦都城中的禮制建筑，既有對周文化的繼承，又有自己的創(chuàng)造，在中國歷史上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指出“秦國早期的禮制建筑在其都城建設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到后期特別是建都咸陽后，作為供帝王居住的宮殿的地位高于禮制建筑，禮制建筑營建于宮殿周圍。這種宮殿與宗廟的結(jié)構(gòu)一直延續(xù)到中國封建社會末期”。郭善兵《東漢皇帝宗廟禮制考論》(《華東師范大學學報》3期)認為，“東漢初期，皇帝宗廟制度沿襲西漢中后期七廟制度。建武十九年廟議后，宗廟之制有所變革，表現(xiàn)為：變以往異廟之制為‘同堂異室’之制；除殤、沖、質(zhì)、靈四帝外，其余東漢諸帝廟皆謚以‘祖’、‘宗’廟號，宗廟毀廟禮制廢而不行。直到東漢獻帝時，在蔡邕建議下，重新實行皇帝宗廟立廟、毀廟禮制?！?span style="display:none">g48萬博士范文網(wǎng)-您身邊的范文參考網(wǎng)站Vanbs.com
有關民俗問題的探討，王大建《兩漢民俗區(qū)研究》(《山東大學學報》3期)認為“民俗的重要特征是地域性，民俗區(qū)研究對研究區(qū)域歷史文化有重要意義”。指出自司馬遷起，就開始將西漢民俗區(qū)劃分為9個，后又有劉向、朱贛把全國劃為13個民俗區(qū)，17個民俗亞區(qū)。當今研究者有人重新組合《漢書·地理志》的資料，把兩漢民俗區(qū)劃為三大民俗區(qū)域，16個民俗區(qū)，15個民俗亞區(qū)?！耙陨蟿澐址ǘ加幸欢ǖ娜焙?，應劃分為四大民俗帶：長城民俗帶、黃河民俗帶、長江民俗帶、珠江民俗帶。民俗區(qū)的形成有自然環(huán)境和政治環(huán)境的影響，相對南方而言，北方地區(qū)民俗受社會政治環(huán)境的影響更大一些”。
李禹階《秦始皇“焚書坑儒”新論——關于秦王朝文化政策的矛盾沖突與演變》(《重慶師范大學學報》6期)認為，“秦王朝統(tǒng)一初期，對占據(jù)全國文化與學術優(yōu)勢的齊、魯文化采取了文化懷柔與融合的政策、措施，這既本于秦武強文弱，需以齊、魯儒學‘興太平’以文治國的需要，又本之于始皇對濱海神仙文化的希冀。但關東、關西文化的巨大差異以及秦固有的君主專制制度，以‘力’治世的政治文化心理，使這種文化政策在兩大文化系統(tǒng)價值觀的沖突中迅速轉(zhuǎn)向，演變?yōu)椤贂尤濉奈幕瘜Ｖ普呷∠?，開啟其后封建專制主義的先河”。
簡牘類文章之中，有關張家山漢簡的研究仍占重要方面。張頡慧《張家山漢簡中“隸臣妾”身份探討》(《中原文物》1期)對漢文帝刑法改革前“隸臣妾”的身份進行了研究，認為“‘隸臣妾’是一種刑徒，刑期有限，同時具有官奴隸身份，但又不同于奴隸社會的奴隸”。臧知非《張家山漢簡所見漢初馬政及相關問題》(《史林》6期)說明“西漢立國伊始即重視養(yǎng)馬業(yè)及其管理”。指出漢初“以一系列的法律手段發(fā)展、規(guī)范養(yǎng)馬業(yè)。在詳細規(guī)定養(yǎng)馬程序的同時，突出國家對馬匹的控制。馬匹的名稱、身高、年齒、顏色等均登記于官府，以傳而行；無論因公、因私，買賣馬匹均要辦理相應的更籍手續(xù)，并經(jīng)批準；嚴禁中央所轄郡縣馬匹流往諸侯王國。馬政從一個方面體現(xiàn)了西漢王朝強干弱枝的政治方針。”
沈剛《<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所見漢初國家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學術月刊》10期)認為《二年律令》反映了漢初國家對基層社會進行控制方面的內(nèi)容，多為傳世文獻所失載。指出“從政權對基層社會的管理范圍看，主要有人口、商業(yè)秩序和公共事務等幾個方面。從控制的手段看，利用以戶籍為核心的簿籍制度對人口和財產(chǎn)的管理，使用爵作為一種激勵機制，以及運用鄉(xiāng)里和親族連坐等法律條文是其主要方式。此外，對基層官吏的保護和整飭也是不能忽視的一個方面”。高葉青《漢代的罰金和贖刑——<二年律令>研讀札記》(《南都學壇》6期)認為“罰金和贖刑是中國古代法制史上的重要刑罰，是對犯罪行為的一種經(jīng)濟制裁，屬財產(chǎn)刑。由于史料缺乏，這一問題在張家山漢墓竹簡等資料出土以前一直未得到系統(tǒng)研究”。指出“漢代的罰金分為七個等級：半兩、一兩、二兩、四兩、八兩、一斤、二斤；它既適用于一般百姓，也針對官吏的罪行進行處罰，不限定一定的身份和階層，所不同的是漢代罰金所涉及的官吏名稱較秦律為多，但大都是較低級的官吏。漢代罰金的適用罪名很多，有以下犯上、任人不廉、盜竊、學業(yè)不精、打架斗毆等罪行，涉及政治、經(jīng)濟以及文化教育各方面，森嚴的等級性是其本質(zhì)特征。漢代的贖刑小到贖耐、贖遷，大到贖死，幾乎全部刑罰都可以贖。贖宮、贖死已不象秦代時只有特權階級才可以贖，漢代法律原則上規(guī)定平民百姓也可以贖死、贖宮。漢代贖刑的表現(xiàn)形式多種多樣，以黃金為主，銅錢為輔，兼及爵位、竹、谷、縑、粟、馬、軍功等形式。漢代贖刑適用對象很廣，各類贖刑從法律表面規(guī)定的情況來看沒有等級及特權的限制，即官民通用”。
此外，高榮、張榮芳《漢簡所見的“候史”》(《中國史研究》2期)對漢代邊塞防御組織的基層官吏“候史”作了有益的探討，指出“候史與候長之間不是一般的主官與屬吏的關系，候史常以候長副貳的身份處理內(nèi)部各項事務；候長總攬所部各燧，候史則主理一燧或數(shù)燧，故候史不一定與候長同駐一處；候長空缺或休假、取寧不在署時，由候史其職”。張俊民《龍山里耶秦簡二題》(《考古與文物》4期)運用已公布的里耶簡資料對秦時移民方式和徭役方式進行了初步梳理，指出里耶簡“為我們認識移民過程提供了一些比較清晰的細節(jié)資料”，“告訴了我們秦律徭役征派的程序與方式，以及事后的監(jiān)察措施”。王慶憲《從兩漢簡牘看匈奴與中原之間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中央民族大學學報》3期)指出“兩漢時期很多中原商賈經(jīng)邊疆郡縣，再入關塞，驅(qū)趕著牛羊往來轉(zhuǎn)輸貨物，經(jīng)商貿(mào)易。匈奴胡商販客H款塞下，騾驢駝馬銜尾入塞，還常有渡越天田者及逃亡人員出入。漢朝對出關物品雖屢申律令限制，但仍闌出不禁。漢簡的記載與正史內(nèi)容吻合”。認為“匈漢經(jīng)濟互為補充互相依賴，風俗文化互相影響。雙方始終保持著密切繁盛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并得以鞏固的強勁紐帶”。
考古類文章之中，靳生禾、謝鴻喜《東漢白波壘古戰(zhàn)場考察報告》(《山西大學學報》1期)，對學術界爭議較大的以郭太為首的黃巾余部復起之地“西河白波谷”，以及所構(gòu)筑的壘壁——白波壘，運用文獻考訂與野外實地考察相結(jié)合的方法進行研究后提出了新見解。認為“西河”是指古冀州西界南北走向的一段黃河，但“西河白波谷”及其白波壘，卻與漢西河郡無涉，應“集中于今襄汾西南的永固”來探尋。張鳴華《東漢南宮考》(《中國史研究》2期)對學界通常的看法——認為東漢洛陽的宮城由北宮及南宮組成，整個宮城幾乎從洛陽的北城墻延伸到南城墻。北魏時城市布局發(fā)生重大變化，其宮城只包括東漢北宮，東漢南宮所在地已被改建為銅駝街及其兩側(cè)的中央官署——提出異議，認為“東漢與北魏的都城布局基本是一樣的，東漢的南宮實際上位于洛陽城北部，而且北魏也有南、北宮。所以北魏洛陽并不是一種新的都城布局”。周?《從考古資料論秦漢時期江南手工業(yè)與中原的關系》(《四川文物》2期)論述了秦漢時期隨著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江南地區(qū)手工業(yè)在冶鐵、煉銅、青銅器、舟船、釉陶、青瓷、漆器、紡織等方面取得的較大成就，以及所形成的地域特色。其強調(diào)指出，“江南手工業(yè)的發(fā)展并不是偶然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原手工業(yè)的影響”。
本年度的眾多論文，不乏富于創(chuàng)見的佳作。其中閻步克《文窮圖見：王莽保災令所見十二卿及州、部辨疑》(《中國史研究》4期)、《詩國：王莽庸部、曹部探源》(《中國社會科學》6期)兩文，無疑最具代表性。前者通過校正天鳳三年所頒“保災令”的錯誤，修訂了關于新莽地方行政和監(jiān)察制度的舊認識；后者則對以往有關新莽牧、監(jiān)性質(zhì)和相互關系的混亂錯訛解釋，做了頗有見地的厘清。特別值得稱道的是，作者“手中雖沒有掌握什么稀罕史料，所見都是前人征引過的東西”，但卻從平常資料之中，做出大學問來。這不僅對深化、細化新莽制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而且也為推進整個古史研究樹立了良好的范例。
三
總觀2004年的秦漢史研究，盡管成績使我們感到高興，然而存在的問題也頗值得引起高度重視。
首先，秦漢史研究成果在一些影響較大的雜志和著名高校學報所刊載的比例很小。例如《歷史研究》本年度所刊“專題研究”52篇中，秦漢研究論文僅1篇；其他“讀史札記”、“學術述評”等16篇文章中，均無秦漢方面的內(nèi)容。再如《中國人民大學學報》，本年度共144篇，秦漢史文章竟為零?！侗本┐髮W學報》全年刊文112篇，秦漢史論文僅1篇，等等。而本年度數(shù)以百計的秦漢史論文，大多數(shù)發(fā)表在地區(qū)一級刊物以及地方性師院、師?；蚵殬I(yè)技術學院的學報上。這表明秦漢史研究成果發(fā)表陣地的下移，反映了秦漢史研究在文章數(shù)量大幅增加背后的實質(zhì)性衰退。
其次，文章選題的重復現(xiàn)象相當嚴重。大致可分為三類情況：一是同一作者將同一文章，題目稍作變化，發(fā)表在不同刊物所造成的重復。二是把某些老生常談的題目，或常識性題目，或研究成果相當多的題目，重新推出所造成的重復。三是為追求學術對現(xiàn)實的關懷，選題撞車所造成的重復。誠然，正如研究者曾經(jīng)指出過的那樣：(歷史研究)“是永遠聚訟的難題，由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橫看成嶺側(cè)成峰，一件史實必然呈現(xiàn)不同的面貌。于是，即使已經(jīng)整理相當清楚的某一事實，又必須由另一史學工作者加以新的解釋”(許倬云：《歷史分光鏡》，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頁)。這就是說，史學研究中，選題重復有其存在的某種必然性。不過這必須具備前提條件：“討論角度已改變”，“加以新的解釋”。最可怕的是那種既無新觀點、新視角，又無新材料、新解釋的炒剩飯式的重復?？上?，我們所出現(xiàn)的重復，多屬此類。
第三，缺少學術爭鳴。本年度發(fā)表的數(shù)百篇論文，除了少數(shù)幾例學術商榷文章外，絕大多數(shù)都是各自為戰(zhàn)，各說各的，很少觀點交鋒。當然，這種現(xiàn)象并非始自今日。早在20世紀90年代，我在一篇評述文章中便曾提到這個問題(黃留珠：《近十多年大陸秦漢史研究述評》，[日]《中國史學》第四卷，1994年)。然而十多年后，改進并不顯著，以致又得舊話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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