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兵法之手段與目的
100多年前，西方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寫下了“戰(zhàn)爭是政治的繼續(xù)”這一名言。戰(zhàn)爭是為政治服務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諸葛亮平定南方部落，把孟獲抓住之后卻又放掉，有部下不理解，費了很大力氣好不容易抓住叛軍首領，為什么又輕易放掉他呢？這便是諸葛亮的高明之處。抓孟獲不是目的，使南方部落心悅誠服永不叛亂才是目的。諸葛亮的七擒六縱因此傳為千古美談，以至于幾十年后，已經一百多歲的與諸葛亮同時代的南方部落的一位老人在談到諸葛亮時，仍由衷地贊嘆說：聰明的人雖然很多，但是像孔明那樣把任何事情處理地那樣得當的，還沒有遇到過。可是，許多職業(yè)軍人就不管那么多了，他們要么只看到一城一池的得與失，要么只懂得能否殺人三千，斬首萬余，而對國家為什么要運用戰(zhàn)爭這種手段，以及運用這種手段要達到什么樣的目的，卻早就丟到了九霄云外。中國幾千年來一直被許多軍人們奉為經典的“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兵家名言，就給戰(zhàn)場指揮官以機動專行的權力而言，自然是真理，但將其推廣之，變成許多將軍使自己的行動脫離戰(zhàn)爭政治目的的制約的借口，可就謬之千里了。以至到了后來，中國的舊軍人的口頭禪經常是“我是軍人，不談政治”。用現在的目光看，這是錯誤的，也是極端狹隘與愚蠢的。因為，政治是目的，戰(zhàn)爭只是手段，手段是要為目的服務的。
今天，我們用軍事思想來研究學生工作，也是符合手段為目的服務這種思想的。我們的目的是什么？是給學生提供良好的教育，是使學生成為和諧發(fā)展的人。在新形勢下，學生的情況與幾十年前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學生工作也更加復雜多變了，完全采用以前的那種“傳統而高尚”的方法來教育學生，可能不一定能完全收到效果了，那么，我們?yōu)槭裁床荒苡靡恍┬碌姆椒ǎ梃b一些其他方面的思想，比如說軍事方法與軍事思想，來達到我們的教育目的呢？
當然了，我們首先要保證我們的教育目的是正確的。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代，中國軍事家孫武，就把政治因素的“道”，列為戰(zhàn)爭“五事”之首。《孫子兵法》第一篇《計篇》這樣說：“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钡溃磻?zhàn)爭的政治目的，是否符合天理人心，是否是正義的。我們在做學生工作時，也首先要考慮的是，我們所教給學生的東西，我們所試圖傳遞給學生的思想，是否是正確的和有價值的。
遺憾的是，我們現在很多教育措施已經偏離了正確的目標。我們批判應試教育，是因為應試本來只是一種手段，現在卻被當成了最終目的，而真正的教學目的則被遺忘和忽略。教師的頭腦中只有分數，只有升學。學生如此，家長如此，整個社會都是如此。雖然有很多人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現狀短時間內還難以改變。在功利心的驅使下，錯誤的目標暫時仍然會吸引千千萬萬的目光。這正是令人痛心之處：當目標不正確的時候，我們的努力越多，錯誤也就越大。
教學的目標不正確，扼殺了學生的創(chuàng)造思維和想象能力，教育的目標也同樣有偏差。在學校里所謂思想品德好的學生就是守紀律、聽話的學生，那些整天調皮搗蛋闖禍不斷的“問題學生”思想品德等第無疑是很差的。但是我們老師常常驚訝地發(fā)現，從做人的角度來說，長大之后，仍然尊重老師，與老師親熱無間的反而更多是那些讀書時思想品德“不好”的學生。有時候，我們甚至光天化日之下教學生撒謊。上級來檢查工作，我們事先進行所謂的“培訓”，“培訓”的內容有時與事實是完全相反的；教師開公開課，許多東西都是事先演練好的，學生只需配合教師“表演”就行了。此時我們的目標也就是變成了通過檢查和獲得領導的認可，即使與真正的教育目的相違背也在所不惜。
更多的時候，我們的目標也正確，可是缺乏有效的手段。比如說，現在倡導素質教育，很多家長便一窩蜂地讓小孩去學琴、學畫、學藝術等等，全然不顧孩子的愛好和水平，這是因為我們對素質的理解有欠缺，素質不僅僅是鋼琴十級或圍棋兩段，而是一種能力，一種獨自應對世界，應對人生的能力；再比如說，我們要教學生有愛心，講誠信，可是，我們卻常常對學生痛加斥罵，毫無尊重和同情，自己當著學生的面經常不守諾言，對學生的影響可想而知，這是教師或家長本身素質有欠缺的表現，只會言教不能身教的教育豈有成功之理；還有，我們要想使學生養(yǎng)成好的行為規(guī)范，制定了許多的規(guī)章制度，不許這樣，不許那樣，但使學生經過多年學校教育離開校園之后，好的行為規(guī)范一點沒有養(yǎng)成，最基本公民素養(yǎng)仍然很差，這是因為我們對教育的規(guī)律沒有掌握，我們沒有理解學生自身的體驗和理解才是決定其行為的最重要原因，而并非別人的說教和限制。
符合實際的方法就是好方法，有效果的手段就是好手段。鄧小平那句著名的“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原來是一句四川農諺，據說這句大實話是他的老搭檔劉伯承過去在打仗時經常講的。昔日劉鄧大軍所向披靡，沒有別的秘密，“就是不講老規(guī)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了算數”。
《孫子兵法》第六篇《虛實篇》有一段是這樣說的：因形而錯勝于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zhàn)勝不復，而應形于無窮。意思是說，把根據敵情變化而取得的勝利擺在眾人面前，誰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人人都知道我戰(zhàn)勝敵人的戰(zhàn)法，然而弄不清我怎樣因敵變化而靈活運用這些戰(zhàn)法的，所以這樣戰(zhàn)勝敵人的方法是永不重復，適應各種敵情而至于無窮。
孫子認為方法和手段應該像水一樣，水隨地勢的高下而沒有固定的流向，方法和手段也要根據具體情況具體采用，我們說教無定法，也是這個道理。但是，好的方法一定是有利于實現我們的最終目標的。
有教師在做學生工作時，情緒失控，說了過頭的話，便是迷失目標的一種表現。要知道，最初，他是要教育學生認識錯誤的，可是，最終反而南轅北轍，為了發(fā)泄自己的怒火，而把教育學生的目標拋于腦后。還有的教師心胸狹隘，對學生的一些損害自身利益的過失耿耿于懷，甚至和與學生斗氣，更是不值得，有失教師身份。
當學生犯了錯誤時，有教師便嚴厲地懲罰學生。懲罰不斷失去效果，于是懲罰的方式不斷升級，到頭來，懲罰成了目的，教師為懲罰而懲罰。這樣的懲罰不但不能產生效果，而且還會使學生產生反抗。如果我們靜下心來冷靜地思考一下，便會知道，我們的目的是為了學生更好的發(fā)展，懲罰只是其中一種手段，而并不是唯一手段。如果用其他的手段也能達到目的的話，懲罰并不是必需的。
懲罰實施不當常常會帶有副作用，因此懲罰的技巧性是很高的。常常有老師因為濫用懲罰不僅沒解決問題并且使學生心靈受到傷害，于是我們又走向另一個極端，那就是不許懲罰。要問他為什么不許懲罰，他說不許懲罰就是不許懲罰！不許懲罰竟成了目的！可是，如果碰到只有必要的懲戒才能產生效果的場景，難道我們就必須守著“不許懲罰”的教條而眼看著我們的學生一錯再錯，然后從小錯變成大錯？
我聽說過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小孩和他的媽媽晚上去商場里購物，小孩子喜歡上了商場里的木馬，一玩就是兩個小時，并且玩上了癮不肯下來，眼看商場要關門了，很多人進行勸說，小孩子平時被嬌寵慣了，就是不依。有人請來了商場里的心理專家，心理專家使用了很多招數，都沒有效果。這時，旁邊圍觀的一個工人說，我來試試。他跑到小孩子面前，把嘴巴湊到他耳邊輕聲說了一句話，奇怪的事發(fā)生了，小孩子馬上撒手跳下木馬，跑到他媽媽身邊。大家都很奇怪，問他對小孩子說了什么，那工人說，我就說了一句話：你要再不下來，我就把你脖子擰斷！
我不知道我們那些從事教育工作尤其是一些從事教育領導工作的教條主義者看了這個故事有何感想。為了達到我們的目標，我們并不是不擇手段，而是要“擇”手段的，要選擇那些恰當的有效果的手段，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我們一方面提倡尊重教育、理解教育，可是一方面又意識到學生心理承受力太弱，因而提倡挫折教育。我們就常常在這樣的困惑中徘徊。教育是個很復雜的問題，絕對不是單純地用是或否就能給出全部答案的。我們常常矯枉過正，可是有時候又有點鄙視傳統文化中的“中庸之道”，覺得那不能解決問題。其實，冷靜下來想一想，答案真的很簡單，既沒有那么多原則，也無須那么多顧忌，我只要牢記我的目標就行了。首先要看準老鼠，其次選擇那些能捉住老鼠的貓，最后還得研究一下為什么這些貓能捉住老鼠，而那些貓不能。
韓信受了胯下之辱，終成大器。我想當他功成名就之時，他應該感謝那幾個小流氓，沒有他們，說不定他這一生也就庸庸碌碌過去了。我要是有未卜先知的功能，我就做韓信的老師，我當這個老師只需做一件事，就是雇用那幾個小流氓，然后我就可以培養(yǎng)出一代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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